SMC什么時候在英國倫敦成立的，SMC
在英國，SMC和科學記者的非常緊密，如當一個記者受指派去作有關龍卷風的跟蹤報道時，SMC會在*時間給記者發郵件，提供有關這場災害的具體數據以及相關的多位研究人員的評論和不同角度的分析。
菲奧娜·福克斯是科學新聞的拯救者，還是破壞者？
這要看你問的是誰。現在，英國科學媒介中心（SMC，Science Media Centre）這位擁有凡魅力，有時還有些好斗的帶頭人正向科學家們宣傳她的理念。臺下濟濟一堂，面對70多位聽眾，她說：“你們必須讓大眾聽到你們的聲音。”
這些科學家中的大部分都在英國食品和環境研究機構FERA工作，這是建立在約克的一個龐大的政府實驗室，主要研究農藥和轉基因作物等熱點問題。FERA的科學家一直以對媒體封閉而聞名。那個下午，福克斯正在試圖說服他們向媒體開放：“媒體可能會讓一些人避之不及，但持這種態度的并不只有你們。”
自2002年在倫敦建立SMC以來，福克斯就一直在貫徹她的這個想法。SMC的目標是讓科學和科學家的聲音進入媒體報道和政策辯論，以此提高將科學展示給公眾的準確度。具體做法包括組織一批精英記者，經常并持續地從大約由3000名科學家加入的數據庫中為他們提供信息，每年主辦上百次新聞發布會等。
福克斯說：“我們的理念是，通過媒體促進科學，通過科學家發展媒體。”
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當科學在英國成為新聞時，SMC在其中通常都發揮一定的作用。科學家有意愿能向公眾發出他們的聲音，記者也希望能從一些非贏利組織及時獲得準確的材料。
但福克斯和SMC也引來了一些言辭激烈的抨擊。一些人認為，填鴨式地為記者提供信息，會帶來沒有批判精神的報道，抑或像公關公司那樣積極主動地發布新聞稿—有人稱SMC為“科學公關公司”—有利于工業界宣揚他們的觀點。
盡管如此，SMC的模式如今正在世界各地傳播，其下屬的各中心獨立運行，但都遵守福克斯制定的統一章程，這意味著福克斯正準備將她的理念散播到更廣泛的群體。
“我認為她的做法會產生一些問題，”福克斯的批評者之一、倫敦城市大學科學新聞系主任康妮·圣路易斯說：“她正在成為科學界zui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科學報道引發“戰爭”

　　“從根本上來說，我是一個新聞工作者。”這是福克斯對自己的要評價。

　　1985年，在獲得新聞學學位后，她在布魯克咨詢中心從事一份與媒體有關的工作。那是一家位于倫敦的慈善機構，為年輕人提供生育健康方面的咨詢。在她入職后沒幾天，一位議員提議對墮胎進行更多限制，福克斯的故事也由此開始。她說：“在激動人心的六個月里，電視上，新聞聯播里，我們一直都是舉國關注的焦點。”

　　之后，福克斯還在其他一些與媒體有關的組織工作過。比如一家為單親家庭的機構，一個促進援助的機構等。但到上世紀90年代末，她決定要改變一下自己。她想知道新聞亮點是如何形成的。她發現許多吸引眼球的新聞都來自一些科學上懸而未決的爭議問題，這正是她要尋找的目標。

　　1998年8月10日，科學*zui棘手的一場爭議在一夜之間爆發—英國人一覺醒來發現，媒體的頭條稱：轉基因土豆對人們健康構成危害。在一檔電視節目中，羅維特營養健康研究所的毒理學家亞帕德·普茲泰公開了他的一項尚未發表的研究，他稱，實驗性轉基因馬鈴薯（并非用于人類消費）有可能損害大鼠的免疫系統。

　　英國公眾和媒體本已對轉基因食品高度懷疑，普茲泰的表態更是推波助瀾。接下來的兩年里，關于轉基因作物的爭論頻頻出現于頭版頭條，一些英國媒體持堅定的否定態度。

　　當時，大多數科學家對此采取了充耳不聞的“駝鳥策略”，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憤怒會漸漸淡化甚至消失。也有一些科學家憤怒地指責媒體對復雜的科學問題簡單粗暴地下推斷。他們憤怒地列舉了媒體并不的“履歷表”：比如1996年，對瘋牛病的報道曾引起公眾對食品安全無依據的擔憂和恐慌，以及在1998年，因為對疫苗與孤獨癥之間相關性的錯誤報道，危險地動搖了公共衛生的基石。

　　福克斯說：“這幾乎就是一場"戰爭"。”

　　需要一個強硬的人

　　1999年，英國上議院科學與技術特別委員會作出回應。在調查了科學及其傳播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后，該組織認為：“英國的科學文化需要一個重大改變，以支持與媒體之間進行開放、積極的溝通。”

　　同時，委員會提議建立一個獨立于政府和媒體、站在一線的機構，正是這個提議zui終催生了英國科學媒介中心。

　　福克斯知道了這個計劃，她發現了一個在媒體與科學之間直接建立的機會，她申請由自己來*這個機構。很快她獲得機會，與籌備小組成員見面，包括《自然》雜志主編菲利普·坎貝爾，以及之后曾任英國*研究所（RoyalInstitution）所長的蘇珊·格林菲爾德，英國*研究所是英國歷史zui悠久的科學推廣組織。

　　天上午，福克斯就獲得了這份工作。

　　“我知道這個職務必須由強硬的人擔任。”格林菲爾德回憶說：“我們必須有她的加入。”

　　2002年3月，科學媒介中心（SMC）正式成立。福克斯和她的團隊發布宣言，指出SMC“將旗幟鮮明地支持科學”；同時還規定，單個捐贈者提供的捐贈額不可過SMC運營預算的5%，以此來確保科學媒介中心的獨立性。

　　這一原則一直堅持至今，有少數是例外，包括倫敦的生物醫學慈善機構維康基金會和英國商務創新和技能部。這兩家機構去年的捐贈份額分別為6.3%和6.6%。而來自寶潔、正達、葛蘭素史克等工業界的捐助占SMC預算約1/3。在過去兩年里，《自然》出版集團給SMC的捐助總共為1萬英鎊。

　　從爭議中爭取認同

　　一開始，SMC的發展并不順利。2002年初，SMC得知BBC將播放一部叫作《金色田野》的影片，主要劇情為轉基因作物實驗與被某個企業試圖掩飾的神秘死亡之間的關系。福克斯提前獲得了電影拷貝，并邀請一些科學家一起觀看—包括提供爆米花。然后，她將科學家的評論提供給記者。“結果引來了一大堆麻煩。”福克斯說。

　　當時的英國*學會主席羅伯特·梅稱這部電影為“錯誤百出的宣傳”，而一些報紙對他和其他科學家的批評紛紛做出回應。

　　影片兩位編劇之一、《衛報》編輯艾倫·拉什布瑞杰發表回擊，指責SMC因為得到了某些公司的資助而成為推廣轉基因技術的喉舌。自那以后，這類批評紛至沓來，部分原因是SMC為一些支持轉基因作物，以及贊成轉基因技術推廣到商業化應用的科學家提供了發表觀點的機會。但福克斯爭辯道，捐款與SMC的影響力之間并無關系。

　　zui初，福克斯和她的員工在與報紙和廣播電視記者發展關系時也遇到了不少麻煩，因為他們認為，記者進行科學報道zui需要幫助。SMC中心制作了一些卡片，上面寫道：“如果您需要咨詢科學家，請給我們打。”這些卡片被分發到各個編輯部。

　　福克斯說：“我們給他們打，詢問他們是否需要卡片，一些人會說："滾開，我忙著呢。"于是，SMC轉而與一些報道科學和健康欄目的記者接觸，發現這些人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做法。

　　“我們幫他們在編輯部里創造優勢，每當有大的科學題材出現，我們會幫助記者跟蹤報道。”福克斯說。

　　SMC中心同時也幫科學家介入，從而成為媒體可信的信息來源。如今，福克斯和她的七位員工正努力物色一些能評說科學時事，并能提高記者洞見力的研究人員。對科學家來說，SMC的一大“賣點”是能保證他們避免與媒體產生不必要接觸。

　　“如果你進入我們的數據庫，我們永遠不會把你的透露給記者。”福克斯對FERA的科學家說。

　　她讓科學有信心說話

　　也許對福克斯和SMCzui大的批評是他們在推動科學時太激進，其作為更像是一家公關公司，而非一個的科學信息源。例如2006年12月，英國政府暗示，打算禁止科學家進行含有人類和其他動物細胞的人獸混合胚胎研究。一項公眾咨詢發現這項研究含有令人不安的因素，早期媒體報道傾向于關注該研究引發的倫理問題，并摘錄了諸如教會人士的觀點。

　　研究者、資助者和科學協會發起了一個試圖改變政府想法的活動，SMC進行了媒體協調，組織了五次情況通報會，通過科學家發出聲音，以消除人們對這項研究的倫理疑慮，稱人獸混合胚胎研究是一個有價值的研究工具，有可能催生出一些療法。

　　由此產生的報道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研人員的觀點。一項調查顯示，作為SMC的主要工作對象，在科學與健康記者撰寫的報道中，支持該研究的被采訪對象過60%，反對者僅占1/4；相應的，那些不在SMC視野中的記者，他們接觸的支持者更少，反對者更多。

　　負責該調查的英國卡迪夫大學的研究員安迪·威廉姆斯認為，人獸雜交胚胎報道大勢的扭轉，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SMC。zui終出臺的法案，允許進行人獸混合胚胎研究。但威廉姆斯現在擔心的是，SMC努力引導記者傾向于科學家的觀點，有可能抑制不同意見的辯論。

　　科學界中許多人顯然樂意支持SMC，例如英國提供實驗動物的哈倫實驗室的法規事務助理瓦爾·薩默斯就是其中之一。哈倫實驗室是動物權利活動者瞄準的一個目標，這個實驗室*奉行的政策是要求其員工對媒體三緘其口。

　　但在2011年，就哈倫實驗室計劃興建的養狗設施涉嫌虐待動物一事，《星期日泰晤士報》與實驗室，在福克斯的勸說下，薩默斯接待了該報的一位記者和攝影師：“她給了我信心將事實說出來。”薩默斯說。這個“她”就是福克斯。

　　幫記者還是害記者

　　對于許多英國記者來說，福克斯和SMC已經成了他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一些記者經常參加SMC舉辦的新聞發布會或情況通報會，而主持人則是穿著入時的福克斯。另外有過300名記者—包括《自然》雜志的一些記者—幾乎每天都會收到SMC發來的電郵。

　　今年5月21日，一場龍卷風襲擊了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個鎮，造成24人死亡。《衛報》科學記者伊恩·桑普爾被指派跟進報道。就在那一天，SMC發送給他3封電子郵件，其中包含了龍卷風的一些客觀情況，以及11位研究人員對這場龍卷風的意見，包括變暖與天氣之間的內在，而這種一直存在爭議。

　　桑普爾將這些內容、以及他通過采訪向多位科學家了解到的細節，撰寫成了報道。他說：“獲得這些信息的途徑真的是太便捷了。”

　　但面對爭議話題，他并不覺得輕松。采訪誰、要提出哪些問題等，都需要做出明智的選擇。如果只依賴于SMC的建議，可能會容易些，但也有可能隱含著風險。

　　倫敦城市大學的康妮·圣路易斯一直強調要警惕這種過度依賴。zui近就有一場口水仗，上個月，圣路易斯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SMC“推行"攪拌新聞學"（churnalism）（意指單憑記者拿著新聞統發稿進行報道）”。因為記者選擇參加SMC的情況通報會，而不是去挖掘現場信息，她寫道，“提供給公眾的科學報道的和信息完整性將會受損。”

　　對此，福克斯反駁說，SMC與記者合作的正是原汁原味的新聞。對于SMC的成功，以及它對推廣科學所起的作用，她毫不置疑：“SMC的宗旨就是要在辯論中讓科學發聲。”

　　對于SMC為偷懶的記者提供“罐裝新聞素材”的說法，她感到憤慨：“我不明白，記者直接打給蘇塞克斯大學，難道就比給打請SMC幫忙更清白？”

　　向國外輸出成功

　　SMC在英國的成功是一個*的鼓舞。目前它已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日本打開局面，并計劃進軍德國、丹麥和法國。但如果能在美國建立SMC的分支機構，以美國龐大而分散的媒體特色，以及諸多極富爭議的科學問題，也許可為福克斯模式提供一個zui有說服力的測試點。

　　去年，在福克斯的敦促下，伍德羅·威爾遜學者中心的*學者茱莉亞·摩爾在華盛頓為美國的SMC分支機構設立了一個試探性的委員會。摩爾已開始籌措資金，該中心在美國的分支機構將更多關注如何幫記者與科學家建立。她說；“在許多科學報道中，比如關于干細胞、氣候變化的研究，或關于進化理論的爭議，他們都需要幫助。”

　　路透社駐紐約負責人伊萬·奧蘭斯基認為，與他并肩工作、有著廣泛信息渠道的記者并不需要這樣的幫助。但他說，缺乏這類信息渠道的地方性報紙和可利用SMC的這種幫助。不過，他擔心這樣一個中心zui終有可能對新聞報道產生不良影響。

　　福克斯認為，每天都有人咨詢如何建立和運行一個科學媒介中心。但在她看來，說服曾對媒體避之不及的科學家加入SMC數據庫，是她zui引以為豪的工作之一：“對我們來說，真正的成就是爭取到一位做了三十年有爭議的科研、并從未與媒體打過交道的科學家。”